我本人与陈昌谦同志私交不多，几乎只有工作来往。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出任中国摄影函授学院（后更名北京摄影函授学院）教师、《大众摄影》编委和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等评委，前后30多年里他的身教言传，给我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首先，昌谦同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品格让我感动。上世纪70年代末，他调入中国摄协担任副主席、秘书长。看到过一幅1963年4月12日周恩来、邓颖超与摄影界代表人士合影，其中就有陈昌谦。

我认识了昌谦同志后非常想采访他，但他总是谦逊地推辞。在30多年的接触里，我从没有听到他夸夸其谈自己的光荣历史，他为人低调诚恳，这在摄影圈内有口皆碑。

其二，昌谦默默耕耘、脚踏实地的精神令人敬佩。他担任中国摄协副主席、秘书长，受命于1979年，那正是拨乱反正的历史转折关头，当时中国摄协还未恢复元气，百废待兴，缺资金、缺干部、缺办公场地，开展全国摄影活动、恢复摄影报刊出版、举办理论研讨年会等都急需解决。面对困难的情况，昌谦善于调动和发挥各部门的主观能动性，如创办《摄影报》和中国摄影函授学院，让我们以改革开放的精神，探索自筹经费办学办报。将近40年来，《中国摄影报》和中国摄影函授学院白手起家，兴旺发达，为培育摄影新人，推进摄影事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昌谦默默耕耘的实干精神还体现在《中国摄影史》的策划和出版上。众所周知，出版中国摄影通史是全国摄影界多年的愿望，由于种种原因，只有零散的史话掌故和素材汇编。中国摄协恢复活动初期，就把组织、出版《中国摄影史》的重任分工给了昌谦。他认真开展工作，从成立写作班子、内容策划到审定出版，亲自参与，一抓到底，终于在1987年成功面世。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甘当幕后推手，谢绝在封面署上自己的姓名。

其三，昌谦改革开放、民主决策的作风暖人心窝。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还兼任《大众摄影》主编，鼓励编委和作者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在历次编委会上，他主张把《大众摄影》办成既弘扬时代精神主旋律，又内涵形式多样化的普及刊物，他尤为强调《大众摄影》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群众，所以必须放下身段，全心全意为基层摄影爱好者服务。

昌谦富有办报经验，但他兼任《大众摄影》主编时，从不独断专行，在办刊施政上既认真把握大方向，又放手让编辑发挥创造性。我经常听到编辑们说，陈昌谦善于民主决策，常听取他们组稿意见。由于群策群力，那段时期《大众摄影》办得风生水起，产生较大社会影响。我记得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众摄影》深受群众欢迎，发行量超过30万份。当时我去日本拍摄，向富士胶片公司介绍这一数字，他们听了极为惊喜，预感中国即将成为摄影大国，中国市场大有可为。今天，中国确实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摄影大国，饮水思源，我们应该感谢昌谦同志，《大众摄影》复刊初期他办刊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尤其是他那以普及性服务民众，力争群众喜闻乐见的主张仍值得牢记。

提起摄影事业的繁荣，我们习惯地首先想到摄影师出作品、理论家创观念，其实，还不能缺乏摄影事业家的组织和推动。中国摄协恢复生机、发展壮大的实践，相当程度上还得益于陈昌谦同志的积极推动，他不仅是位称职的好领导，而且是懂行的摄影事业家。我们追思昌谦同志，除了要表达对他怀念，更重要的是应该学习和继承他的高尚情操和领导才华，以及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我相信，摄影界如果有更多像他那样的事业家，摄影事业就会更快地发展，从摄影大国演进为摄影强国。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文章刊发于《中国摄影报》·2021年·第82期·3版

中国摄协理论研究处承办的纪念陈昌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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