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影像的普及让倪梁觉得“言微像轻”。把照片印成书是他对抗的方式,也是他期待商机的“蓝海”。
2019 年 1 月 12 日,无锡滨湖区的一家咖啡馆举办了一场摄影书展览。展出的作品有近 100 本,是各地摄影爱好者寄到无锡来参加“2018无像 Zine 摄影样书奖”的作品。这场比赛是倪梁和他主理的无像工作室主办的,他们要求作品是装帧简单、可以自己动手制作的骑马钉小册子 “zine 摄影书(Photo-Zine)”。
参赛者制作一本 Zine 不算难事,有些参赛作品甚至只是把照片印在普通打印纸上、装在信封里。倪梁在征稿时对作品中照片的题材、数量都没做限制;在装帧上,也表示可以是“骑马钉、锁线装订、或者不装订”。倪梁觉得这种低门槛的形式能让摄影爱好者对自己的作品梳理和编辑,用有组织的方式实现个人表达,而不只局限在社交网络上的零散呈现。
他就是想让摄影师意识到审视、编辑和出版摄影作品对于一个摄影师的重要性,这也是倪梁自己在做的事情。2015 年,他在家乡无锡成立了无像工作室,除了为摄影师定制摄影书之外,还做过几本有多样内容的杂志。Zine 也在他们尝试的范围里,这种轻薄的小书因为内容简单、定价便宜而比厚重的专辑、还有不太具有收藏价值的杂志卖得都快。
2018 年初无像出版的一本名为《偲偲》的 Zine 就是个例子。书的内容是无锡一名叫邓偲偲的女孩童年时的照片,由她的父亲邓坚拍摄于 1985 年到 1990 年。因为是底片扫描,尽管照片中的公园、室内的景观都颇有年代感,但是照片的质感却像是新片,细节丰富。
这本 Zine 25 开(150 x210 mm)大小,有点小学课本的感觉;封面上的“偲偲”两个字用的是有双下划线的华文彩云字体,标题右上角有一朵小红花,与封面照片小女孩头上的花对应——这些复古的元素都在把书打造成一个质朴的历史故事集。2019 年 1 月,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大众摄影》请邓坚、邓偲偲父女做了口述,邓坚对女儿说:“哎呦乖乖,那底片放出来的颜色跟三十年前一模一样,真的是没想到。更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喜欢呢!”
这不是无像团队唯一一次和老照片打交道,事实上,能看得出他们对能留下过去时代人细微、平常的生活状态的照片有兴趣。2019年1月,他们出版了摄影师韩磊的影像合集《Early Works》,其中的照片是韩磊 1987 年到 1995 年前后在故乡开封、以及南北旅行时拍摄的。韩磊已经年过五十 ,1989 年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后,作品在世界不少地方展出,1997 年时获得美国 Mother Jones 文献摄影奖。
《Early Works》里面的照片没有明确主题,更像是摄影师在 20 多岁时随手拍摄的影像日记:能看得到 1994 年深圳街头正在修建的硕大广告牌、穿着格子衬衫裙、背着时髦皮包的年轻女孩;还有 1992 年的陕西延安,“艺术婚纱”的招牌和小旅馆排布在城市街头,工厂的烟囱冒出黑烟,围着头巾的妇女行色匆匆。
“在那个时代,我能想象到中国的影像就是在强调我们生活好的方面、或者是新鲜的方面。比如(法国艺术家)苏文(Thomas Sauvin)就做过一个系列,(人们的)家里买一个冰箱,每个人都和那个冰箱合影”,无像的图片编辑王丁丁告诉《好奇心日报》。他认为韩磊早年的照片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和这种“只强调好”的照片不一样——“他格局大得多,他关注的是人”。王丁丁觉得韩磊的照片因为从个人体验出发,观察、记录的时代符号反而细腻完整。
“看似随手一拍、实际上有敏锐观察、对画面暗自掌控”称得上是无像团队喜欢的一种照片类型。但就像韩磊的作品一样,它们往往在编辑成册之前零散、随意、看上去不成体系,“艺术家可能只顾创作,但甚至自己也没意识到其中的逻辑”。这使得编书者在对照片的梳理、排布上能发挥的空间更大,用倪梁的话说,他希望在读者一页一页翻看影像时,能感受到照片之间的前后关系、递进、节奏和层次。
王丁丁在拿到韩磊的照片时,先在其中找到类似的照片并分类:可能是在同一个地方拍摄的,或者构图相近;也可能是拍的题材类似:都是小孩、或者都是社戏的场景;再或者,就是“照片里的人有相同的气质、状态”这样很难量化的标准。
在这之后,他开始排布这些图片,可能在某一部分他遵循的是自然叙事的时间主线,例如从小孩到老人;在另一些特定场景下,他试着体会创作者当时的感受,例如想象韩磊如何开始观看社戏、扭秧歌,进而慢慢进入场景,再把它们拍下来。“好像真的很难说得特别清楚”,王丁丁有点害羞地咧了咧嘴,“不是我不愿意告诉你,这不是什么秘密。但是确实,一图胜千言。”
算上最初的杂志、 Zine,韩磊的《Early Works》是无像工作室出版的第 18 本画册,距离无像成立时的 2015 年 1 月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候无锡电视台在湖滨路的旧址被改造成了创业产业园,因为有优惠政策,房租比同等位置的商业园区低。倪梁以每月 2000 元的价格租下二层一间 50 平方米的房子,花了两个月时间,用 6、7 万装修房间,来存储书籍和办公。
两年之后,他还在工作室的楼下租了一间差不多大小、但是有三个隔间的房子,当成展览空间、艺术书店,还有一小块博物馆空间,不过运营不久就因为资金问题转手。现在,除了倪梁作为主理人之外,无像团队还有两名在无锡的设计师,以及在北京远程办公的图片编辑王丁丁。
刚创办无像的时候,倪梁还是一名摄影师,尽管这个身份持续得不算长,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在“爱好者”的状态里。他 2002 年开始在无锡的江南大学学设计专业,毕业后还是留在无锡,“在这成本低,很容易生活得安逸”。他在旅行社做过网管、还在无锡的档案馆做临时工,帮忙整理影像资料。这些相对清闲的工作给了他时间维持“摄影爱好者”的身份,保持拍照和阅读。因为无锡本地没什么成型的摄影师圈子,他那时候对摄影知识的积累除了零散的书籍、偶尔能接触的摄影师,几乎都是来自互联网,比如 2000 年初期就开始活跃的“色影无忌”摄影论坛。
倪梁认为自己受益于那时候的互联网环境,相对现在的情形,能看得出他有些怀念。他在宿舍装了台式机和宽带网,“你要知道我们那时候互联网是开放的,能接触到的资讯还是很多”。更重要的是他逐渐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些同好,还经常去跟网友见面,“那时候流行这个”。在他看来,尽管当时互联网的技术不如现在发达,信息相对单一集中反而能让人有效、完整地了解人或事,“不像现在,大家表达的途径太多了,一个人可能有 5 个不同类型的社交账号,每个账号上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但这种零散的积累充其量只是让他开了眼界,缺乏摄影的专业知识结构导致他的困惑越来越多。在毕业之后那几年里,他经常处在“看不懂一张好照片”的状态里,“那些被认可的照片为啥是好的?我的不也拍得挺好的么,我为啥不行?”他一边说一边摊开一只手。
2011 年,倪梁离开无锡,去到纽约的国际摄影中心学校(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参加了一年的“新闻纪实摄影 ( Photojournalism and Documentrary) ”学习项目。用他的话说,那一年里他有点像一个吃下很多山珍海味、却无法马上吸收、长胖的人:在课上和资料馆可以保证每天都能大量看、分析图片;博物馆、艺术馆数量繁多,让他亲眼见识了大师展览。还有最重要的,他看到了一个摄影师如何通过“创作、出版、展览、收藏”的常见流程,最后得到收益、再进行创作的。其中,出版纸质书籍、进行公开展览是摄影师扩大影响力的环节。
从那时到之后回国后的几年,倪梁一直努力成为一个摄影师。在纽约时,他在街上拍人物、并在毕业时把这些作品集结成册。这个形式在他上大学时候就有所憧憬——那时候旅美摄影师周密到江南大学讲座,倪梁看到对方在纽约拍街头艺人的作品、与拍摄对象聊天的细节。留学回到无锡之后,他试着拍家乡风景,出了“湖的记忆”系列照片。
在这个过程中,倪梁的想法发生了改变。一方面,他发现从前在美国看到的摄影师的成长流程在中国并不成熟,导致成为成功的摄影师成了“万人过独木桥”,“可能短期内只能得到些社交网络上的点赞”。另外,宁波的言由已经创办了“假杂志”为摄影师定制书籍,“全中国的摄影师都等着言由给他们出书,那我想,不如单车道变双车道”,倪梁说。他认为学设计出身、在纽约接触了影像编辑的自己,能试着开拓一下“在中国让摄影师有更多可能性”的这片“蓝海”。
和宁波的言由先在北京发展、后来才回到宁波的轨迹不同,倪梁还是选择从家乡无锡开始。原因也很简单,就是离上海近、且生活成本低,“如果当时就去北京或者上海,必须要再找一份工作才能养活自己,会疲于奔命,做不了任何事情”。既然如此,他就还是要忍受“没有圈子在身边”、以及无锡的市场小的困境,继续主要依靠互联网找摄影师和卖书。
最初的尝试还算顺利。倪梁在 QQ 群里结识了同是爱好者的王丁丁。那时候王已经在北京一家轮胎设计厂工作了近十年,“一直心猿意马想辞职”,最终他们成为了合作者。微博、还有更早的人人网让他认识了其他摄影师,比如河南郑州的宁凯。
2012 年,宁凯入围了色影无忌评选的摄影新锐奖,倪梁和他第一次见面并成为朋友。后来,他还见证了宁凯与伴侣、来自荷兰的摄影师 Sabrina Scarpa 相遇相知的过程,在二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帮忙翻译。宁凯和 Sabrina 相遇后成为了创作组合,为了打破文化背景带来的界限,二人通过旅行拍摄沿途的自然风光,探索“我们之间的土地”。从 2015 年出发旅行开始,宁凯和 Sabrina 拍摄了不少色彩明快、光影叠加的照片。2018 年,倪梁提出把这些照片整理、并做成摄影书《The land between us》。
宁凯还给倪梁引荐了知名的日本摄影师尾仲浩二,促成了倪梁引以为骄傲的合作。四年以来,除去轻薄便宜的 Zine,无像销量最好的摄影书就是 2017 年末出版的尾仲浩二个人的第五本摄影书《Slow Boat》,共出版 800 本,一年多过去,还剩 100 多本。这是这本书的第三版,无像所做的是复刻的工作,前两版分别于 2003 年在日本、2008 年在德国出版并售罄。
这位出生于 1960 年代的摄影师已经出版过二十多本摄影书,作品以平实、悠然的风格著称。他因为作品在各地被收藏、展出而颇具名气,这也成了书销量好的重要原因。2018 年 4 月,书中的部分照片还在无像空间做了展览,这也吸引了更多人关注摄影师和书籍。
但这并不是无像卖画册的常态,四年过去,困境开始逐渐变得明显。倪梁按照出版的 18 本画册的销售经验估算,书定价粗算是印刷成本的三倍,有时候会有一部分画册给摄影师作为版税。整体下来,在 2-3 三年差不多能收回成本,但就算是要达到这一点,也需要通过不断宣传、普及知识,增加消费者和受众。现在要覆盖工作室房租、员工工资等开销,倪梁还兼职做些设计、策展,帮摄影师卖作品,勉强能维持,有一些负债。
传播有限是倪梁生意的瓶颈之一:当年在产业园一层租的无像展览空间在 2018 年停止运营,这看似是很好的传播空间,但是毕竟在无锡没有集中的受众;就算房租便宜,没有收入补贴也是白搭。他早年受益的互联网也开始让他失望,“感觉好像又回到了 20 年前的状态,互联网开始分裂了,每个人又变成了个体”。他认为的原因是信息密度过于高,反而让人疲惫、对某件事的信任度和关注集中度变低。他掏出手机,翻到无像工作室一条卖书的微博,上面显示阅读量是 22 万,“但是其实微博上只卖了不到十本”,他眯着眼睛说,“这个转换率怎么界定?网络、媒体的作用可能越来越弱了”。
这让人想起了他给工作室起的“无像(Imageless)”的名字、“言微像轻”的宣传语,还有表示数码时代“图片加载失败”的方框加叉的 logo。这些元素听上去都不是很积极,可能是因为倪梁和团队知道自己珍视的东西离当下的主流太远;他在无像成立之初就借用过“假杂志”言由的话,“独立出版是一个负向的旅程”。
那他们执念的所在是什么?其实就是倪梁见证了数码影像的普及,拍照、上传、在网页上浏览都变得简单易得。在他看来,这种随意可能会让珍贵影像更容易淹没、而不被严肃对待,他在意的优秀摄影师应该得到的尊重和回报因此更无从谈及。
王丁丁也认同这点,他觉得当照片进入到打印、编辑、装帧成册、再进一步传播的程序中时,每一步都是对照片的内容和质量的检验,“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他们所追求的、让照片在书籍上通过纸的质量、装帧、排布、甚至气味传递信息的效果,与漫天飞的九宫格图片相比,听上去近乎奢侈。想把这种东西转化成生意,本质上需要的是有更多人能理解这种珍视,这显然不是无像工作室能凭一己之力做到的。
“我知道我们做的事有点反时代,跟堂吉诃德似的”,王丁丁露出沉思的表情。他其实看到了有新的东西在出现:“有日本和欧美摄影师发挥数码的优势,拍出了不同于以往的东西,挺活泼生动的……就好像完全不是之前历史延续下来的产物,真像是凭空跳出来的”。“说实话,我自己脑子里存留着若干个问号,我没有答案,不知道以后摄影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出现”。他显得有点迷茫,但对纸本的了解和眷恋,已经造就了他反抗“随意”的方式。
倪梁看上去要更笃定一些。趁着团队里两位设计师将分别离开无锡,他决定到上海去当面寻求机构的合作。“既然在互联网上人们没有时间和兴趣了解,那想让他们建立认知,可能需要回到线下时代,带着书,以一种传统的方式,一个一个去拜会(人和机构)。”
文内图片如未特别说明,均由无像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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