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党的新闻电影事业发展历程中，在战争的烽火年代里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新闻电影工作者。

　　1916年9月，我出生于江苏省丹徒县(今镇江市丹徒区)宝堰镇。1931年，我进入上海明星公司，先在制作部学习洗印技术，后转学摄影。两年后，通过艰辛的努力，我成为正式摄影助理。1933年至1934年，我随同当时著名导演郑正秋、程步高、李萍倩等人的摄制组，参加拍摄了《姊妹花》《春蚕》等10多部故事片，并在严秉衡老师的指点下，独立完成了《船家女》《王先生过年》两部故事片的拍摄工作。1935年，我和汪洋、朱今明一起参加了上海业余剧团，我担任舞台照明，兼剧照摄影，拍摄了《大雷雨》《钦差大臣》《醉生梦死》等剧。

★ 鲁迅葬礼 成为一生转折 ★

　　1936年10月19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鲁迅先生逝世。那天一早，赶到北四川路大陆新村鲁迅先生寓所，怀着沉痛的心情拍摄下了鲁迅先生遗容，并从多角度对先生的遗物、书房等进行了拍摄。10月22日，我又来到万国殡仪馆追悼会现场，各界群众悼念送葬鲁迅先生的动人场景深深地感动着我，我不停地用摄影机进行拍摄，同时按动手中照相机的快门，当夜就把照片洗印出来。第二天，这些照片就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

　　当我把鲁迅先生的照片送给许广平时，她非常高兴，后来借给了我许多进步书籍。不久，“十月革命”的思潮传播到中国，年仅20岁的我看了上海影剧院及时上映的《沙皇铁蹄下的苏联人民》和《夏伯阳》等影片，在思想上对革命和共产主义有了进一步认识，从而萌发了对革命的向往。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军入侵上海，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被迫停止拍片。这时，我在地下党陈波儿同志的介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队员。之后，我随队闯南京、奔开封、下武汉，鼓舞全国人民奋起抗战。

　　1939年，在成都西北电影公司，我被派往“绥蒙”大青山一带，拍摄八路军支队进行游击战及军民抗日活动的纪录片。

★ 重庆大轰炸 记录日军罪行 ★

　　1940年到重庆后，我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当摄影师，主要负责拍新闻纪录片。

　　通过钱筱章介绍，我很快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并开始负责与进步的影剧界人士的联络工作。当时负责与我联系的是我党童小鹏、张颖同志。在重庆的两年，正赶上日机几乎天天狂轰滥炸。1941年震惊中外的“重庆较场口大隧道惨案”造成了上千人在重庆的大隧道里为躲避日军的轰炸而窒息死亡。此时我悲愤地举起摄影机和照相机，拍下了日军的滔天罪证。

　　1942年11月，我被派到“国际宣传处”做摄影工作。在此期间，我拍过两部纪录片：《重庆的市容》和《四川人民的生活》，内容主要反映四川老百姓在国统区的苦难生活。

★ 到了延安 完全是新天地 ★

　　1943年因我的身份被暴露，组织上安排我全家去延安。到了延安，完全是到了一个新天地！两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延安电影团。在那里，我见到了吴印咸、钱筱章，大家一见面都乐了：“革命同志加上革命同事，亲上加亲！”

　　在延安，我不仅拍摄了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彻夜不眠指挥作战的镜头，还拍摄了毛主席、周副主席等撤离延安，在行军途中的镜头。拍摄了陕北人民和解放军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送公粮、抬担架等全民动员、支援前线的生动画面。1945年8月，我拍摄了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及返回延安的整个过程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在解放后分别编辑在《红旗漫卷西风》和《还我延安》纪录片中。

  1945年，程默在延安。

　　1945年年底，电影团奉命东进去东北建设新的电影基地。我作为电影团留守人员之一留在延安。由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直接领导，拍摄首长的一些活动，包括电影和照片资料。

　　1946年，在筹拍陈波儿同志编写的《边区劳动英雄》影片前，我和周从初被派往重庆、上海购置电影器材。我在上海电影进步人士的帮助下，秘密搞到了一台小型“艾姆”电影摄影机和部分胶片、照明器材等。之后，周从初去东北电影制片厂，我留在上海帮助地下党为周副主席购买了“周公馆”，那里其实是我党在上海的办事处。

　　5月，我带着摄影器材回到南京。随后接受了组织上委派的新任务，要我在南京联系购买中共办事处的办公用房。任务完成后，我立即向周副主席汇报，周副主席听后非常高兴,当即指示我带着来之不易的电影器材，与他一同乘坐马歇尔的专机飞回延安。飞机上的两个小时并不寂寞，周副主席跟我谈到人民电影和整个党的事业的关系，强调人民电影事业的每一步成长都和革命形势的发展息息相关。明确指出，要为人民电影事业的发展建立自己的电影制片基地，大力培养从事电影工作的新生力量。

　　回到延安后，延安电影制片厂就开始筹备拍摄由陈波儿编写的《边区劳动英雄》，开拍才两个月左右，因国民党反动派胡宗南部队进犯陕甘宁边区，我们被迫停止拍摄。

　　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向陕甘宁边区进犯，使边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边区军民总动员，在毛主席、周副主席领导下，打响了“保卫延安”的自卫战。宝塔山下，杀声震天，民兵训练热火朝天……西北局领导根据形势的需要，指示电影团留在延安的几个同志和伊明、凌子风等立即组成一个摄影队开赴前线。

　　1947年春，由于军事战略转移，我和伊明同志暂时随部队撤离延安。部队节节后撤，主要是为了诱敌深入，迷惑敌人，拖垮敌人，以便我们主力待机打击和消灭敌人。

　　4月29日至5月4日，我军主力又在“蟠龙镇”（敌重要据点）歼灭国民党一个旅。此次战斗从黄昏开始到拂晓结束，因为胶片感光不足，有很多生动的战斗场面无法记录下来。在这几次运动战中，由于摄影机常发生故障，往往是一边修理一边拍，胶片又过期很久，有时不得不用摄影机“落格”拍摄一些镜头，尽管如此，仍得到不少宝贵资料。6月18日，摄影组随部队向陇西高原进军，中途突然改变战术，向北通过沙漠，一举收复了三边分区。

　　从缴获的大批战马和战利品中，纵队首长分配给了我一匹马和一名饲养员。“交通”方便以后，我随部队跑的点更多了，拍摄记录的资料也多了。6月下旬我们随部队从陇东经三边分区向榆林进发，途中与凌子风同志会合，我们一起参加了攻打榆林的战役，我拍了我军从北城郊攻城时的情景，拍了我军在沙漠中作战等大量镜头。

★ 延安窑洞 受教多拍群众 ★

　　8月下旬，摄制组拍完“沙家店”战役之后，我和凌子风奉命去朱官寨村党中央指挥部工作。我们到这里主要任务是拍一些党中央负责同志的活动，以及党中央和毛主席指挥部队大举反攻的纪录片。

　　我们到朱官寨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我们看到每个窑洞都灯光明亮，中央负责同志仍在紧张工作。第二天，百忙之中的周副主席和陆定一同志接见了我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向我们分析了中国目前的形势发展很快，讲到中国革命已到了“由防御转到进攻”的关键时刻，指示我们要尽可能用好“手中武器”，多记录一些有意义的资料。

　　在朱官寨，我们几次请示拍摄毛主席的个人镜头，他总是不同意。我们说：“主席，全国人民都很关心您，拍些镜头，可以满足群众的愿望。”可是毛主席总强调：“你们要节约一些胶片，多拍一些战士和群众，多拍一些新人新事，不是更好吗？”我没有办法，只好请求周副主席帮忙。这招真灵，周副主席一出面，主席果真同意我们去拍了。

　　一次，毛主席正在窑洞里看地图，想抓拍毛主席的工作照，又怕打扰主席思考，我就在外边偷拍。一会儿，毛主席听到机器响声，就边整理衣服边走出窑洞说：“我一听到机器响，就知道是程默来了，因为机器一响，程默就不沉默了。来拍吧，要不你也完不成任务，不好向恩来交差哟。”

　　在朱官寨的日子里，我除了拍到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同志的许多重要历史资料，还在陕北自卫战中拍了不少部队行军、涉水、骑马等珍贵镜头。

　　1947年1月至8月，我们摄影队拍摄了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镜头，以及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等中央领导同志转战陕北的珍贵资料。至此，我们完成了电影团委派我们留守延安和边区继续拍摄的工作任务。

★ 一腔热情 土办法洗胶片 ★

　　在此期间，我们向周副主席、陆定一部长汇报了我们对今后工作的设想：一、我们随部队撤出延安后，在西北战场上已经拍了3000余尺片子，加上在朱官寨拍的总共有4000尺左右，需要设法送到后方或东北电影制片厂去冲洗制作。二、全国形势发展很快，我们想请组织一批青年文艺工作者去东北电影制片厂学习，为电影事业的大发展储备干部。他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很高兴，也很同意。

　　1947年9月，我们到了晋西北军区（兴县），见到了贺龙、习仲勋等同志。我们把情况向他们汇报之后，他们表示大力支持，决定派一批优秀干部去东北学习。10月初我们从晋西北出发，到了华北晋察冀边区阜平县时，已近隆冬。在华北军区电影队停留了两个月，于1948年春，由钟敬之和凌子风带队去东北。华北军区电影队队长汪洋，把我留在了华北电影队工作，担任摄影师兼制作股长。

　　在那个战争年代，从西北战场上拍摄的重要资料胶（底）片，我担心时久变质，原打算到东北电影厂冲洗，后决定改在华北电影厂冲洗。我对洗胶片，虽称得上是行家里手，但由于当时设备简陋，完全得用“土办法”。在普通的民房门窗上挂块黑布就是暗室，显影、水洗、定影全都是用普通的水缸和木槽。将一串串底片缠在木架上冲洗，把老乡的土炕加热升温，底片像晾晒挂面、粉条似的挂在房间里使其干燥。

　　华北电影队的青年小伙子都乐当助手，在大家的精心倒腾下，那批长达近5000米的胶（底）片总算冲洗出来了。当大家目睹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拄着拐杖、骑着战马转战陕北的珍贵历史画面呈现在底片上时，兴奋之情不言而喻。

★ 枪林弹雨 拍摄战争纪录片 ★

　　1948年秋，山东济南战役即将打响。陈毅司令员指示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派摄影队前去拍片。

　　我和张一光、韩德福等接到任务后，背起了“家伙”，乘坐陈毅司令员的大车直奔胶东地区。抵达济南城外，在紧张的气氛中，等待拍摄这场恶战。

　　济南外围战打响后，仅用了三天三夜，部队就结束了战斗。我军攻克济南伪绥靖公署，缴获了大量军事物资。

　　我的体会是，在战场上，要想为人民拍摄到珍贵的有意义的战争资料，首先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其次，要熟悉战争全部情况，和部队战士一起生活、战斗，才能拍到珍贵的资料，只有亲身参战，和各级指战员密切配合，同时在实际工作中，能随时适应战争的发展和瞬息万变的情况，灵活机动地从各个方面去拍摄，才能拍到更多更完整的战争资料。

　　1948年，太原外围战打响，组织上派我和张一光同志等去19兵团报到，执行重大摄影任务。

　　兵团政委罗瑞卿同志对这次战争纪录片的拍摄非常重视，召集我们摄影组谈话。随后，兵团宣传部长任白戈同志又向我们布置了具体任务。他说：“你们记者同志，一是要把战斗情况、重要的战争场面、阎锡山的罪恶真实地记录下来，二是由于战斗特别危险，要十分注意安全。”

　　为保证完成拍摄攻打太原城的任务，东北电影制片厂特增派了两个摄影队，配合华北电影队的同志组成了一个战时摄影组，同时，18、19、20兵团也派来了摄影记者补充战斗力。三个大兵团的摄影记者一来，可帮了我们大忙，一是他们对情况熟悉，给我们提供了大量资料；二是对我们的生活给予了很大帮助。接受任务后，我们立即成立两个小分队分头行动，下到了各营、团指挥部，边打边拍摄。

　　1948年10月16日，太原外围“四大要塞”被我军完全占领。

　　阎锡山匪帮濒临崩溃，作最后的垂死挣扎。敌人在太原城周围埋设了许多瓦片、水缸，我军挖到瓦缸就被他们发现，牺牲惨重，致使我军攻城战斗延迟了8天。

　　当时，我们摄影分队的同志们都焦急地等待冲锋号的那一瞬间。直到第8天凌晨5时30分，前线司令部接到军委“迅速突破城垣”的指示后，我军的大炮便以雷霆万钧之势，对太原城猛烈轰击，一条条火龙直扑阎锡山的“钢铁城”。霎时浓烟弥漫，地动山摇，50米开外看不见城头，一时无法拍摄。

  为了拍到更精彩的场面，我们紧跟指战员搭梯冲上城头，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将镜头对准战士举着红旗冲向城堡的“突破口”。战斗中我们利用各种地形如炮坑、低坡作为掩护，抢拍了突击队战士飞跃突破口，在敌人城堡插上红旗的精彩画面。

  拍摄“攻打太原”的实况，仅是我参加拍摄战争纪录片的一个片段，那些资料，后来分别被编辑在电影厂出品的《解放太原》等纪录片中。

★ 记忆犹新 记录共和国诞生 ★

　　1949年初，我军顺利拿下天津。我随华北大军进入古都北平郊区。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

　　为把入城盛况真实地记录下来，总政治部指示四野宣传部立即组织入城式记者摄影组，由四野宣传部长肖向荣亲自主持。摄影队由两部分组成，华北电影队派的是我和张一光等参加。根据四野宣传部的要求，我们明确了拍摄任务和指导思想，“要把雄伟的我军入城式拍得气魄一些，从而体现人民革命战争这一历史性伟大胜利的到来”。为了体现出这一主题，我选择了气势雄伟的前门楼、景山、三座门、四牌楼、天安门等建筑来烘托北平这座古老城市的特色。

　　早晨8时，以铁路工人、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们和北平市民为主组成的欢迎队伍就已经开始敲锣打鼓，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城了。整座古城人山人海，到处都洋溢着无比幸福和快乐的氛围。

　　彭真、叶剑英、罗荣桓、聂荣臻等首长在前门楼上检阅入城部队，他们一边兴奋地互相交谈，一边不时地向楼下欢呼的群众挥手致意。

　　上午9时，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了：悬挂着毛主席、朱总司令肖像，满载着战士的一辆辆汽车由永定门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平。雄伟的坦克部队、矫健的骑兵部队、严整的步兵部队在沸腾的群众中陆续通过。欢乐的群众纷纷涌上来与解放军战士握手。

　　我抓住时机，还特意拍了很多由缴获国民党的美式坦克、大炮、汽车武装起来的我军坦克、炮兵部队的镜头。虽然在战场上我军主要依靠小米加步枪，但我感到，那用小米加步枪缴获来的国民党大批战利品，将更有力地表现出我军卓越的战绩！我们尽力把入城式部队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和北平人民欢迎我军的热烈隆重的场面真实生动地拍下来。

　　当时，拍摄条件很差，一开始没有交通工具，我就撒开两条腿到处去选择拍摄地点。开拍后，我们就来回跑着抢拍。有的镜头从高处拍摄效果会很好，我们有时跑到高楼上去拍，有时搭一个高架子，有时用长镜头调拍。为了抢拍镜头，我们往往随时登上炮车，随着炮车行驶，边走边拍。解放了！手中的“家伙”岂能再沉默！

　　那天，我们随身带着干粮，从早晨8时开始，整整奔忙了一天，完整记录了整个入城式。拍摄结束后，片子很快送到东北电影厂洗印，编入《北平入城式》纪录片，于当年3月便和广大军民见面了。

　　1949年3月初，华北军区政治部指示，党中央有重要会议召开，要派一支精干的摄影队去拍摄这次会议。最后决定派我、苏河清、韩德福、韩生义四位同志去采访拍摄。

　　我们很快赶到平山县西柏坡村，大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5日开始至13日结束，我和苏河清拍摄了会议的全过程，并拍摄了中央首长在会外的一些活动照片。在西柏坡所拍摄的珍贵资料，在纪录片《光辉的历程》《毛泽东》等许多影视片中，被广泛编用，拍摄的照片已放大100余张，存放在该村的历史博物馆内。

1957年10月1日，程默在天安门城楼拍摄群众游行。

　　在拍摄《开国大典》大型纪录片中，我有幸用镜头记录下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一历史时刻，伟大而洪亮的声音响彻云霄，震撼世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时刻我永生难忘。

　　我的从影路，是在战斗的烽火中走过来的，是在跟随毛主席等中央首长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革命及从事摄影工作的艰难历程中，我们为党的电影事业积累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对今后教育下一代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中国电影事业所赋予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

文：程默

（文章由程默家人根据其自述整理，小标题为中国摄影报编者所加）

文章刊发于《中国摄影报》·2021年·第68期·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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