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影像艺术机构联盟正式成立，首批及四大创始成员分别为谢子龙影像艺术馆、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上海摄影艺术中心、成都当代影像馆。联盟执行轮值主席制，任期两年，一致推选谢子龙为首届联盟主席，卢妮为联盟秘书长，并确立两大目标：策划联动展览，推动发展中国影像艺术，让优质影像艺术展更有效、广泛地传播到大众当中去；成立影像藏家俱乐部，推动中国影像艺术生态发展。

日前，中国影像艺术机构联盟（Alliance of Chinese Photography Museums，简称：ACPM）正式成立，图为四家创始成员单位创始人在成立仪式上合影。左起: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联合创办人、艺术总监、摄影艺术家荣荣，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创始人、纪实摄影师刘香成，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创始人、馆长谢子龙，成都当代影像馆创始人钟维兴。（谢子龙影像艺术馆供图）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还邀请来自海内外的馆长、策展人、艺术家等20余人举办了中国影像艺术机构联盟大会暨主题论坛，就“艺术连接城市”“艺术机构的运营及发展构想”两个主题产生更多的讨论。艺术如何参与和推动城市文化的升级？真正的摄影博物馆、艺术馆应该怎样建立、怎样运营这些问题等展开深入探讨，不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现场讨论形成主要观点如下。

艺术馆如何让艺术连接城市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

虽然中国早已进入“读图时代”，智能手机的普及使数亿人参与影像生产，但中国影像艺术发展仍面临瓶颈，其标志就是专业的影像艺术馆和博物馆匮缺。好在私人美术馆在2000年后的中国不断涌现，此次中国影像艺术机构联盟正式成立，谢子龙影像艺术馆、上海摄影艺术中心、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和成都当代影像馆成为创始成员单位，对于推动全国尤其是长沙等地的影像艺术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观点1：摄影艺术繁荣得益于城市化

王伟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副所长）：

以达盖尔在法国科学院申请发明为起点，今年是摄影技术诞生的180周年。实际上，当时达盖尔拍的照片就是城市那条大街，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摄影技术把时间和空间凝聚在一起。我认为，摄影和城市相结合，关键在于城市化。在国外，照相机的普及是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时正是欧美城市化发展的高峰时期，照相机乃至于成为中产家庭的一个标配。到2000年左右，数码相机的普及恰恰又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两个节点都会造成整个社会影像的大量创作。  

荣荣（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联合创办人、艺术总监）：

我们都是城市的一分子，摄影在自媒体时代，是传播中最有力的神器。10年前，我不敢想象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摄影美术馆。有了摄影美术馆，摄影家就有家了，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钟维兴（成都当代影像馆创始人、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副主席）：

艺术的门类很多，我想这其中，摄影艺术跟大众的联系最密切。如今，人手一部手机，都可用来拍摄，先不论水平如何，起码享受到了摄影的快乐。所以我认为，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要真正开展文化审美情趣的培养，不妨从摄影抓起。

万捷（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总裁，全国政协委员）：

所以这就是建设摄影艺术场馆的目的所在。我们需要更多有热情、有激情、有专业的人来加入，需要有机构提供更多交流、分享、学习的机会。在此背景下，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能用摄影的形式来表现他们的生活和才艺，表现整个时代，我觉得这对中国的城市文化将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谢子龙（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创始人、馆长，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

艺术如何连接城市？它需要载体，需要媒介。摄影语言是能最快速地送达给受众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这是摄影和其他艺术门类不一样的地方。而艺术馆则是承载艺术的载体、媒介。如今，中国影像艺术机构联盟的成立，将各具地缘优势、资源禀赋的私人影像艺术馆结成了联盟，势必为打破中国影像艺术发展的瓶颈带来突破。

观点2：艺术让城市更有内涵、魅力

刘香成（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创始人、纪实摄影师）：

去巴黎，你可能去看看贝聿铭先生在卢浮宫盖的水晶塔。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艺术空间跟这座城市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周末如果可以看摄影、看雕塑，看流行艺术等，选择多种多样，这样的精神生活是非常丰富的。我觉得，一座城市没有一些好的美术馆、好的展览，这座城市就会缺少内涵。

谢子龙：

我举个例子，巴黎和迪拜都是旅游胜地，但就城市魅力而言，巴黎更胜一筹。因为这座城市有很多艺术场馆，有很浓的艺术氛围，能让人流连忘返，而反观迪拜，除了眼球刺激和奢侈享受，其精神内核显得苍白，去了一回浅尝辄止，就不会再想去了。这就是艺术和城市的关系。我们希望，长沙能有更多让人留得住、留下来的地方，这是艺术场馆承载的使命。

观点3：艺术馆拉动人流量作用巨大

王伟强：

如今在各大商场，电影院是标配，因为它会拉动流量。而如果条件具备，艺术馆对人流量的拉动，可能比电影院还要好。因为电影院观众是一起来、一起散，而艺术馆形成的客流更加均衡，对商场的销售拉动更加明显。现在国内四家经营比较好的艺术馆，都设在经济发达的地方，也反映了当地城市发展的水平和阶段。我们解决了温饱以后，摆脱了对物质的浅层需求，就会去追求更高的比如文化、精神层面的享受。

荣荣：

前几年，我们在厦门开了三影堂分馆，同时也做了集美摄影节。四年以来，它的观众量达到了28万人次，摄影跟大学城、跟整个城市都互动起来了。

刘香成：

我也有个案例分享，在瑞典的斯特哥尔摩，有人推出了一种多院线的摄影展览，就跟看电影一样，在有限的空间里同时容纳几个展览，大家可以根据各自兴趣自主选择观展。尽管斯特哥尔摩人口不多，但开幕式还是吸引了2000多名当地人赶来，推动了附近的餐饮消费。

谢子龙：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选址之前，这里是一片荒凉，没有人气，现在每天都有几千人进馆，在馆外还聚集了大量人气，这就是一个艺术场馆为这座城市承载的功能，联合周围的李自健美术馆、谭盾音乐馆，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了文化艺术的高地，推动了城市的繁荣。

钟维兴：

艺术馆最后会造就一个城市的知名度和名片。比如，巴塞尔如果没有非常好的当代艺术品交易大会的话，我想我这辈子没有理由到巴塞尔去。阿尔勒，一个连出租车都没有的城市，但是每年就因为有个非常好的摄影节，吸引了无数的艺术家和观众，让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阿尔勒。艺术馆多起来了，中国影像艺术联盟成立起来了，我们在邀请国际大师、跟国外著名艺术馆交流时，腰板会挺得更直，也会让城市里的人们近距离欣赏到高水平的艺术。我感觉，长沙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

鲍利辉：

艺术能推动一个城市产业的发展，这是我这10年在大理看到的。10年来，大理摄影节的初心不改，就是“影像看世界，典藏看大理”，把旅游带动起来了。我们今年已有400多个展览，去年有500多个，也算全球最大的摄影节之一。基本上是做到哪里，火到哪里。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家的作品有了，该怎么推向市场？我们特别提出“典藏看大理”，让摄影节变成一个影像收藏界叫得响的艺术节，把艺术家的作品变现，让他们活得有尊严，活得舒服自在。

 观点4：影像是门艺术应得到普遍认可

荣荣：

早些年，我们三影堂的藏品绝大多数来源于北美的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和亚洲的日本，当时在国内，人们普遍认为油画、书法才是艺术品，照片怎么能称为艺术品呢？十几年过去了，这个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我们还可以在如何营造良好生态上做文章，让影像艺术成为城市艺术的公共项目，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艺术门类。

万捷：

我认为，影像是最容易和公共艺术产生关系的方式。比如美术要做版雕，门槛较高；还比如你用手机看美术作品、雕塑作品，都很难看到它的材质、形态、尺寸，但是影像作品则是最直观的，而且几乎零门槛。随着科技的发展，4K、8K技术的成熟和应用，摄影可以跟未来科技进一步结合，成为更个性化的公共文化展示的方式。

钟维兴：

我们创立当代影像馆，很多人一直问我，什么时候保可保持预算平衡，我说，放眼世界的美术馆，没有哪一家能做到这一点，它决定这个业态在物质上的投入和产出可能不成比例，我们可以改善这个状况，但更多要强调一种理想和人生价值，强调社会责任感和担当。先由民营试水，再做到百花齐放。

  
观点5：艺术馆要有职业经理人

王伟强：

摄影如何以公共艺术的形象介入到城市中去？的确这是非常热的话题。如今城市竞争优势已经不只是经济水平，更包括了城市的品质、文化的竞争。在这方面，摄影活动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当然我们要区别它跟雕塑艺术的区别。不同于雕塑艺术的重资产特性，摄影属于轻资产，产生快、转型快，对社会的干预介入非常敏感，这是它的优势，我们要扬长避短。

刘香成：

一个艺术家的成长往往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他要有过硬的作品；第二，他的作品能得到媒体的关注；第三，作品能够进入艺术馆，能开个展。做美术馆同样如此。

谢子龙：

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有两个目的，一是推动中国影像事业的发展，二是满足观众的艺术需求。这个过程是比较艰难的，需要对这个事业的爱好和执着，愿意付出。我们既要像呵护孩子一样去关爱它，又要找到职业经理人去谋划孩子的未来，找到非常好的运营模式去推动艺术馆的持续健康发展。
 

民营艺术馆的生存之道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

思考1：以策展实现双向生存

宋振熙（中国美术学院媒体城市研发中心策展部主任）：

艺术馆运营肯定会面对各种博弈。因为中国美术学院很多时候要跟一些商业机构合作，如何运用好商业资源，又保证学术力量，其实可通过策展的实践来完成。比如，我们跟国际国内很多高校合作，做了一个绘画展览的青年品牌，今年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还比如，我们曾经在成都安仁做过影像展览，就包括了如何通过艺术带动当地的旅游和地产开发的内容。在此过程中，其实是相互妥协的状态，我们要始终坚持双向生存。其实用策展行动，是给观众提供一个刺破幻想，可以喘息的机会——当他们走进美术馆的时候，其实是改变了自己的体验，改变了自己的大脑。虽然他走出去的时候，可能面对各种现实困扰，但是至少在美术馆里，能够体验到回归于人本性的一个思考状态。

 
思考2：如果利用好艺术馆的馆藏

海杰（独立策展人/影像批评家）：

我们在艺术馆的运营当中，和在机构的运营过程当中如何去激活这些收藏，而不是把这些东西成品成列在那儿，或者说储存在那里。比如说罗马21世纪美术馆，它的开馆展就是把藏品的80%拿出来做对话展，效果非常好。前面宋振熙也讲了，如何把当代艺术和馆藏结合起来，显现出他们该有的活力，这个在以后的美术馆运营当中要做。现在在座各位的美术馆都有大量的藏品，很多人也在想这个问题，但没有付诸于实践的机会。希望以后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这样效果会非常好。

思考2：做好社会的主动连接

李杰（成都麓湖•A4美术馆首席策展人）：

在国内做艺术展览，跟国外的侧重点不同。以前，我们经常提中国的公众需要被教育，现在则更提倡做好社会的主动连接，进行更个性化的尝试。比如，我们会主动走出去，在成都跟当地年轻人做一些现场的表演、即兴的创作。我们还在思考，儿童是否能够成为美术馆和公众社会的连接？2017年，我们开始让孩子独立参与去做展览，跟艺术家展览平行展示，今年，我们提出小策展人独立策划，我们直接退出。我们美术馆附近有一家学校，学校的厕所是孩子们最讨厌的地方，因为很臭。于是孩子们提议，把厕所改造成美术馆，所有孩子都开始在厕所里策展。这些学生中，有45名学生认为校歌也难听，通过我们的A star平台发出声音，要改变校歌。我们最后说服了学校——一群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不会乐理、乐器，愣是靠着跟老师一起学，让这所学校成为中国第一所拥有45首校歌的学校，而且这些孩子还要把45首校歌教给所有的孩子们。只会一首歌曲，到会唱45首歌曲，孩子们的音乐审美在在这个过程中就提升了。

思考3：艺术馆要注重规划而不求时髦

凯伦·史密斯（上海摄影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在西方有人做过调查，一个美术馆要真正被社会认可需要30年。在这样的情况下，美术馆必须有自己的个性。比如，我认为在生活节奏如此快的社会里，我们应该有一些东西能让自己停下来，很安静地去看。最近上海开始做关于人工智能的一些活动，观众进去确实很high，但往往没有学会任何东西，就像走进一个游乐场一样。我觉得展览在严格意义上还是要有教育功能。作为艺术馆，我们更要注重规划，而不是追求时髦。我认为，艺术馆必须有一个非常成熟的经营方式，而且一定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让他觉得这个地方是跟他是有关系的，产生认同感，这样就算第一批人不在了，这个地方也能持续做下去。

思考4:艺术馆需要互联网传播思维

严志刚（知名摄影家）：

我认为，文化需要有更多的互联网思维。当一个文化人用一个个人的身份参与到一个平台的运营中，他为什么可以获得那么多资本的追逐，为何有那么大的估值？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拿到了红利。那么，我们影像行业有这样的一个IP吗？当然我们也有人做，比如谢子龙先生。但为什么影像的估值IP依然在这个行业中没有出现？是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行业太过陌生？是不是因为我们太墨守成规？是不是因为我们太忽略新技术的成长？我们要更加重视平台的力量，重视网红和自媒体，抓住技术和平台释放的红利，不固守传统的传播方式，要研究互联网传播的规律，找到用户最大的公约数，把艺术馆推向大众。
 

思考5：让展览与刷屏两者赛跑

林书传（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主任）：

影像艺术机构面临一个问题，以前展出什么都有人看，而现在则必须考虑观众的感受和体验。对此，我觉得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打造影像艺术机构。用一个机构去承载被归纳为影像艺术的东西，把影像艺术作为一个藏品。它是静态的，也是如今大部分艺术馆的主流做法。第二条是探索影像艺术机构，这是未来的趋势。凡是影像，都可以用艺术的方式带到机构里来。这些东西不一定是艺术家的作品，但是我们用艺术的方式把它进行展示归纳，甚至是分割、分解，这更贴近当下社会的需求。我们的展览只能复制当下发生的事情，永远赶不上刷屏的速度，往往这边正展出，那边就已经更新刷屏，永远跑在你的前面。所以我想，今后的策展能否在这方面多做一些思考，让展览跟刷屏成为两个正在赛跑的运动员，而不是一个去展示另外一个人的速度。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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