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小朋友，不看妈妈了，看我这儿，呦怎么有个小熊猫呀，对，看这儿，走，得嘞……”

白光闪过，咔嚓一声。一张“写满”笑脸的全家福诞生了。

摄影师70岁了，拎个相机，老是乐呵呵的。他叫王洪吉，同行们都觉得，老王很可能是为摄影而生的。

“他爸爸百天就跟这儿照的，今年孙子都6岁了，您说多少年了吧”“嗯，还是这张，这张真好”。

家住樱花园小区的高广玲大妈嘴上跟记者说话，眼睛紧盯着屏幕上大孙子的肖像，“我们家四代人都在这儿照相，从我婆婆那辈儿开始，一照相准上这儿来！”

老王瞅一眼电脑前忙活着的徒弟，瞅一眼客人，抿着嘴乐。

早就进入了信息社会，连胶卷都退出了历史舞台，老照相馆在北京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还有存在的必要么？

不久前，江西人熊大爷来北京看闺女。女儿女婿一家陪着老熊满世界逛，用手机拍下的照片上千张。第二天就上火车了，老熊心里磨叽半天，还是给孩子们开了口——“来北京一趟，就想带张相片走，回头亲戚朋友来家里，一眼就能看见。”

不怕花钱，关键是不知道哪还有。

眼瞅着在大公司上班的媳妇犯了愁，老熊的北京女婿来精神了——爸！我知道一个地方，准让您满意。

和平里照相馆青年摄影师王振凌个不高，河南商丘小伙。小王刚学徒时，师父老王就嘱咐，“人家着急洗全家福，得快，还不能加钱，就得让老主顾心里痛快。”

“要说咱老照相馆不受大影楼、什么沉浸式拍摄冲击，那是假话。一个手机，就快让咱相机找不着北了。”

老王眼看着老同行倒闭的、关门的，心里一度不是滋味儿。疫情再一来，照相馆遇到前所未有的低谷。

就在快走不动的时候，北京市、区两级政府开始给力了——照相馆会计老张介绍，得益于北京市优惠政策，月营业额不超过15万的小微企业增值税全免。两年时间，照相馆免缴税费6万多元，增值税的各种附加税也全都免了，两年又是6000多；两年间，照相馆企业所得税每年都减免了90%！

除了实实在在减税缴费，和平里街道还建立起了街道、社区两级党组织书记联系小门小店的机制。照相馆遇到事儿了，工作人员上门听难处，出门办实事。

为了给老照相馆拉来新回头客，街道经常组织新入职工作人员来这里照相，很多干部由此全家都成了“和平里照相”的铁粉。

“楼上所有老街坊都有我们电话，老太太叫个救护车，我们比他们家人去得都快！”

最近几年，在街道的号召下，老王和小王志愿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防疫人员拍照留念，做成8寸摆台。无数“最美的人”也在老王、小王的镜头中，完成了最完美的一次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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