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原文刊发于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口述影像历史丛书”之《透过硝烟的镜头—中国战地摄影师访谈》。

战争是非常残酷的，要想拍下这些真正表现战斗的镜头，就要深入到前线。我拍摄的时候，亲眼看到一个小战士被敌人的机关枪扫中了头，壮烈牺牲。这就是战争，很残酷，但你也要记录。   ——徐肖冰

凝固瞬间 成就永恒

口述人：徐肖冰 采访人：张宇 时间：2009年8月27日  地点：北京幸福一村西里

徐肖冰，1916年8月出生，汉族，浙江桐乡县人，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三届主席。

1932年起在上海天一、明星影片公司、西北电影公司任摄影助理。抗战爆发后，在太原投身革命，1938年调八路军政治部刚成立的“延安电影团”工作，参加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1940年参加了百团大战的战地摄影采访。1941年返回延安又拍摄了大

量新闻照片。1946年春调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1949年调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导，参加与苏联合作摄制《解放了的中国》影片的编导工作，获斯大林奖金。朝鲜战争爆发后，率摄影队入朝，拍摄了《抗美援朝》、《英雄赞》等影片，1953年调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队总队长、副厂长。先后参加摄制《开国大典》等影片。1989年出版大型历史文献画册《路》，获国家图书奖，2005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2009年获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周恩来介绍我去延安

记者：徐老，您好！首先祝贺您和夫人侯波一起荣获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您的摄影历程达70多年，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发展，用摄影和电影谱写了血与火的历史篇章。请给我们后辈讲讲您的经历。

徐肖冰：我1916年出生于浙江桐乡，6岁的时候，家人送我进私塾启蒙。我的外婆家在乌镇，小时候令我兴奋的是去外婆家，不仅能喝上一碗放上白糖的银耳汤，晚上还可以在乌镇空地上看无声电影。1932年，我16岁，为维持生计，我来到上海追随我舅父。舅父当时在上海的天一影片公司做发行员，在他的保荐下，我开始在天一影片公司照相科做学徒。在这里我学会了配药水、印照片、放大、修花点、修底版等暗房技术。后来，因为和演员田方一起去抓了一次蛐蛐儿，就被老板开除了。之后，我进入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二厂。在这里得到了吴蔚云、杨霁明、吴印咸 三位老师的指点，学习电影技术，也开阔了眼界。但是不久，明星影片公司二厂因拍摄《生死同心》、《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进步影片而被迫关闭。1937年，我随吴印咸老师离开上海，受聘于山西太原的西北电影公司。

正当拍摄电影《塞外风云》时，卢沟桥响起了枪声，日军飞机不分昼夜对太原进行轰炸。要在太原进行电影工作，已没有可能。

记者：这样就要做新的选择了。

徐肖冰：在这种情况下，我向公司提出，带小型摄影机到前线去，想拍一些抗战的纪录片。公司非常赞同，因为公司里也没有别的工作可做了，所以给了我机器，我也就着手准备到前线去。

记者：就您一个人去的吗？

徐肖冰：我跟着上海《大公报》的记者俞创硕，他是当时挺有名的记者。一路上，只见阎锡山的部队溃败下来，路边都是伤兵，没有人管，那个场面真是很惨。

记者：当年您也是热血青年，要记录中国人抗战的历史，看到这个场面，怎么想？

徐肖冰：脑子里头想的是我们部队怎么样在前线抵抗日本侵略军，想去记录这些东西，结果一路碰到的都是败兵，溃不成军。我们拍这些东西没有用啊！

我们还遭遇了国民党败兵的一次抢劫。是阎锡山部队的败兵把我身上手表之类的值钱东西，还有手指上戴的小金镏子都给抢得光光的，差一点把命都给丢了。所以没吃的也没喝的，好在俞创硕比较精明，在鞋子里藏了一点钱，我们才得以回到太原。

记者：您后来怎么从太原到延安的呢？

徐肖冰：在太原，我们住的地方离八路军办事处很近，我就到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参加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是彭雪枫，他的秘书是赵品三，任何事首先经过赵品三。办事处觉得我是从事电影工作的，现在是抗战时期，拍电影、拍照片，条件都不具备。我说，没有条件我也参加八路军。

记者：有点软磨硬泡的意思了。

徐肖冰：是呀，这个决心我是下定了。你不同意，我就每隔几天到办事处去一趟。有一次我去的时候，赵品三就跟我讲，今天我们党的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见你。我在八路军太原办事处已经有名了，整天往那跑。赵品三把我带到周副主席住的小院子里头，我简单地把情况给介绍了一下，周副主席还是非常了解文艺界的情况，他心里是有数的。他就说，欢迎你参加八路军。当时我几乎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记者：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是您去延安的介绍人。

徐肖冰：对，是周恩来亲自介绍的。

记者：俞创硕呢，他也去了吗？

徐肖冰：俞创硕采访完就回《大公报》了。提到他，还有一段故事。俞创硕1991年已经去世了，前两年在当地纪念他的文章上，我的朋友钟桂松发现一张照片寄给了我。照片特别珍贵，是我和朱德总司令、左权将军的合影。照片上还有一个人，我记得是炮兵政委，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但有一点我记得，这张照片就是我和俞创硕刚回到太原的时候，在八路军总部拍的。

记者：您去延安的时候，除了从西北电影公司借来的电影机，还有别的摄影器材装备吗？

徐肖冰：还有一台照相机，吴印咸送我的。

记者：到了延安后，组织上是怎么给您安排工作的？

徐肖冰：我到延安的时候，是1937年冬，在后方政治部宣传科报到后，我就背着照相机去各种集会、机关拍照。不久，我就接到了任务，组织上要我去拍摄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等人回国。那是1937年11月，我赶到飞机场的时候人还很少，不一会儿，毛泽东、林伯渠、博古等领导人也都到了机场。那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刚拍完一张，忽然一个外国人把我拉到一边严肃地问：“你是哪里来的，谁让你拍照的？”我解释说：“我是后方政治部的宣传干事，是组织上通知我来拍这个照片的。”可这个外国人不相信，反复强调说：“我怎么不认识你？”幸好，周围有人认识我，帮我解释了身份，这个外国人才不再纠缠我。不过被他这么一搅和，拍照的好时机错过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外国人就是马海德 ，美国著名的外科医生。1936年他和美国记者斯诺 一起到陕北，当时正在延安帮助培训医疗人员。后来他留了下来，和中国姑娘苏菲结婚，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打不相识，后来我和马海德成了很好的朋友。碰到他时，我还和他开玩笑说：“老马，那次在机场见面，你是个大夫，我拍照你管得着吗？”

记者：您在抗大学习是什么时候？

徐肖冰：1938年的下半年，我参加了抗大4大队第3期学员班学习。

记者：您在抗大学习了多长时间？

徐肖冰：半年多。虽然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让我一生受益无穷。即使是学员，大家也要过非常严格的军事化生活，有时在夜间忽然吹响紧急集合号，有少数学员手忙脚乱的，有的找不到帽子，有的穿错了衣服，有的只穿了一只鞋子……这个时候要是队长用手电筒照到了他们的狼狈相，会非常可笑。学习结束后，我听从组织安排，到八路军政治部领导并组建的电影团报到。从袁牧之和吴印咸来到延安后，八路军政治部成立了电影团。

记者：电影团成员都有哪些？

徐肖冰：电影团初创时政治部主任谭政兼任电影团团长，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李肃负责政治与组织工作，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吴印咸和我担任摄影，另外又从抗大的学生中调来叶仝林和魏起。全团中只有袁牧之、吴印咸和我是搞过电影的。

记者：电影团都有什么任务呢？

徐肖冰：成立后就决定拍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我们就奔赴前线了。

记者：还能回忆起当年的行程么？

徐肖冰：1939年9月，我随电影团来到冀中平原，先后在雄县、霸县等地区的游击队中活动了两个月。因为他们对当地的地形很熟悉，我们就靠着民兵的引导沿着合适的路线前进，或者把敌人引入我们的包围圈，或者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如果没有老百姓的带领，我们恐怕早不知死了多少次了。电影团到达了晋西北根据地后，时任120师师长的贺龙，热情接待了我们。贺龙从有限的战马中拨出几匹送给了电影团，并派队伍保护我们穿越日军设在晋西北与晋察冀两个根据地之间的封锁线。

记者：过封锁线一定非常艰难吧？

徐肖冰：过封锁线时，心情非常紧张。在部队的掩护下，我们傍晚出发，天黑后进入敌占区。夜行军中，会有狗叫，这本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日军往往会根据狗叫声，判断出八路军和游击队的动向，迅速出动发起攻击。那时每个村子都养狗，虽说老百姓不是家家户户都有，但也不少。那些狗的反应非常灵敏，一有风吹草动，它们就“汪汪”地叫个不停，要是听到有人进村了，更是狂吠不止。加上村子里还有极少数被日寇收买潜伏的汉奸，一旦获知了八路军部队的有关情况，就给敌人通风报信、打信号弹，引来敌人的疯狂围攻。所以一听见狗叫声或看到信号弹，我就紧张得心怦怦乱跳。过了晋西北，我们来到冀中平原。本以为在这里可以少走些山路，哪知道又赶上百年不遇的水灾，形势更严峻。从安全出发，大家只能在晚上趟水行军。为防止人员失散和发生意外情况，大家都用捆扎裤腿的绑带一个个地串连起来，队伍从第一个起，一直串连到最后一个。

记者：这种环境下，拍摄会更加困难？

徐肖冰：我记得当时需要拍一些八路军的便衣游击队搞侦察的镜头，我就到井陉地区去拍摄。八路军的同志把我带到一个维持会长家里，那时候很多维持会长表面上替日本人当傀儡，实际上为八路军办事。为了不暴露身份，维持会长给我找了一件长衫穿上，胸口补了一个良民证，又找了一个有很多口袋的钱褡子，把摄影机装在里面，像是装了好多干粮一样。就这样，在八面玲珑的维持会长帮助下，蒙混了敌人据点的多重哨兵，拍摄了许多电影画面。

记者：深入敌人内部，不紧张吗？

徐肖冰：我们八路军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敌人的情况也摸得一清二楚。对战场熟悉后，我就不紧张了。胆子大了，我就用日本兵当“群众演员”，把日本的火车当拍摄道具。有一回，我们侦察兵获得一个情况：太原有一列装载着武器、弹药的火车，要到井陉煤矿。得知部队决定要打掉这列军用列车时，我就让一部分战士带一些柴草，嘱咐他们在打火车时，把柴草点着照亮，我就可以拍电影了。虽然战士们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拍摄计划，但只要是为了打鬼子的事，他们绝无二话。大家就在铁道上埋下地雷，备好柴草。准备妥当后，我和战士们埋伏在铁道旁，敌人的军火列车呼啸而至，驶到预定位置，一声巨响，地雷爆炸了，列车瘫在铁道上。没想到司机拉响了汽笛，长鸣的汽笛招引来敌人的炮弹和进攻。战士们为了回击日军，无暇点燃准备好的柴草。由于光线昏暗，电影也就没有拍成，我的拍摄计划没能实现。

记者：这一段时期，您拍摄的时候都是用什么装备？

徐肖冰：因当时条件艰苦，我一个人一台机器，没有像现在这么齐全的设备，甚至连灯光、反光板都没有。每次拍人物时，得靠窗户定位，既要考虑到光线，又要表现出指挥作战的场面：诸如打电话、看地图等。为了真实地体现出那种特定气氛，我还得做些导演工作，因为只有一台机器，所以摆在什么位置，用什么角度拍，都要事先考虑清楚，做到胸有成竹。即使是这样，有些时候，拍一次不能成功，就要重复再拍。一个动作拍一个角度不够，还要从别的角度再来一次。

记者：如果是这样，拍摄首长的时候会不会惹怒他们？

徐肖冰：的确是。我在冀中活动了两个月后，又到了太行山武乡县王家坪的八路军总部。这里周围都是山，当时，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左权、杨尚昆都在这一带。为了拍好纪录片，我就惹恼了邓小平。邓小平的工作习惯是讲究自然，不喜欢做作，而且还要节省时间。为了尽可能地把镜头拍得美一些，我摆过来摆过去，总觉得不满意。我开始给他拍的时候，他很拘谨，拍着拍着他就烦了，他大声说：“把我们平常工作的场面拍下来不是很自然吗？现在重复得太多，表演得太多，很不自然，你们这是搞什么嘛！”幸亏当时有刘伯承圆场，要不，我可下不了台了。我记得刘伯承说的话非常有意思，他说：“不拍不知道，一拍吓一跳。原来拍个电影这么麻烦，看来我们这些人是做不了演员了。不过小平啊，你别着急，他们是为了把我们拍得漂亮一点儿，要不，我们这些人本来就让人害怕，再马马虎虎地拍，还有谁敢看我们？自然而然，其实不然。”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后来，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写《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时，还特别提到了这段。